第十三章 我的短兵生涯 短兵一词,确切地说应称“武术短兵”,它区别于武术大路中的“短器械”。过去在武术大路竞赛中,一度曾将短器械亦称作“短兵”或“短兵器”。其实在“体用具备”的时代,也就是练用(战)一致的时代,统称“短兵”,大家都理解。当套路进入竞技时代,今天所说的“短兵”,已属短兵相交、相较和格斗的项目,大抵历史上习武的人,都要接触相交、相格、相斗和相比试的短兵,不过那个时期的习武者,通常以“劈剑”、“击剑”、“打剑”、“斩剑”和“比剑”的形式和称谓而称之。那时,社会上的武术主流是讲打、讲劈、讲对扎的。当然也有一部分只讲练,不讲打的。由于我所生长的家庭,是数代武术的家庭,我所承袭的是以“理(拳理)象(形式、拳法)会通,体(健体)用(实战、技击)具备”为宗旨的通备武学,所以自幼年习武,即在此主导下为追求武术的完美而努力学习。自幼在先父马凤图的教导下,无论教授拳、剑、刀还是棍、枪等诸法,都要论及用法,明其要意,并直接试做,或勤奋操习。尤其在先父膝下,观其与众师兄间的解手、盘手和打手,更是兴致盎然。有时,还能得到与比我年长许多的学长间盘、盘手的机会,受益匪浅。对于盘手、过手(即交手)、劈剑、滑杆子(劈枪)、摔跤更是津津乐道。 记得1945年至1948年,家里有数枝藤剑和副日式劈刺面罩(护面),是二叔马英图在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时托人捎来的,我得此藤剑和面罩,喜出望外,从此和师兄们打起了剑,初打时,不得要领,只是瞎打。后来被先父发现,在他老人家的指导下,逐渐入门,记得那时,我的“格力”运用优于我的对手,尤其“格劈”(传统技法中称“展旗”,亦称“左右展旗”),更是使得得心应手,常常受到先父的表扬。又听老人说二叔马英图在民国时期中央国术馆初创阶段,曾与武术大师朱国禄打剑,名噪武林。英图二叔的打剑,是在其兄长马凤图先生传授下成长起来的。因凤图先生年长英图十岁,当时家境贫寒,遂跟兄长在天津生活,当时正值凤图先生攻读北洋高等师范专门,英图先生跟随左右,就在此时他在兄长的严格教习下,拳、剑、棍、大枪等艺业猛进。这正是英图日后在南京中央国术馆初创时期,其拳、剑、枪诸艺,所以不同一般的根基所在。 在先辈们业绩的影响下,我幼小的心灵中,激起了憧憬未来成为一名拳、剑、枪诸艺高手的愿望。于是自觉地打剑、交手和扎枪。特别是初、高中阶段,在完成课业后,一有空暇必是习武。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,必是劈剑、交手(打散手)、滑杆子。那时我和先兄马颖达一起习武,同时和他所教的诸多同学,每周必打。常常是鼻青脸肿,仍以此为乐,以此为荣,并经常得到先父的鼓励和表彰。从此,在先父的教导和传授下,除系统而完整地学习和掌握通备武学中的劈挂、八极、翻子、戳脚、太祖斩手和九字螳螂手等艺业外,并对相关的器械,如大枪、奇枪、风磨棍法和构成风磨棍法的基础,五十五图,八十八棍以及溶入其中的奇枪枪法等诸艺进行苦练,并对剑、刀、钩、橛和以通备劲溶化的各类鞭杆、扭丝、天旗、蒲团等类别的棍法,诸次苦求,精益求精。尤对技击类相交、相搏、相较艺的拳、剑、枪等更是情有独钟。 1949年夏,高中毕业。先父原打算培养我向军事、经济方面发展,但我已酷爱上了武术和武术竞技,故决心报考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,当时报考人数近三百名,仅录取十二名,我以第五名的成绩进入体育系攻读。系里当时有著名教授袁敦礼、董守义、敦俊卿等等。该系开设的术课,只有田径、体操、球类等,而无武术和其它对抗性课程。当时我在术课及学课方面虽均名列前茅,但经过两年的学习,无法满足个人对武术对抗性项目的追求,于是决意转学。听说北师大体育系不错,在那里开设课程较多。1951年夏,我到了北师大,申请转学插班。系里接收了我的申请,安排了由著名体操教授柏志伟主考,所攻项目以田径、体操、球类为主,考了三天,柏先生对我的成绩很满意,在录取谈话时,柏先生问我,有什么特长与要求,我告诉柏先生:武术、拳击、劈剑是我喜爱的项目。他让我做了一套拳,并让我做拳击的左右直拳、勾拳(平勾、上勾),他看后以十分惊讶的语气说:“不错!不错!可惜我们系里不开这些项目,可惜了!可惜了!”他接着说:“我建议你去天津河北师范体育系,那里是国体的底子,肯定有这些项目。”接着他若有所思地说:“看来你很有决心,西北师院体育系有袁、董二位教授,留不住你,我们系的师资力量没有现在的西北强……”。接着他要我到他家吃饭,我告诉柏先生,我是回民,谢谢老师。于是我们挥手告别。柏先生体格健壮,仪表堂堂,待人热情,令我至今记忆犹新。 遵照柏先生的指点,我踏上奔赴天津的旅程,到了天津找到河北大道的天纬路河北师院体育系,递上转学申请,经过系里研究同意了我的转学请求。根据转学证,我应转入三年级,但我请求转入一年级,后经在西北师院教过我的陈荣泽、张开运二位教授协调,允我转入二年级,这样我又学了三年,共读了五年本科,于1954年毕业。 转入天津河北师院体育系时,正值暑假,尚未开学,我参观了体育馆、体育设施,发现有沙包,有梨球架,还是菲律宾木的美制梨形球架。在器材室发现有拳套、梨球手套,有藤剑(和我家的规格一样),有短兵,有木制刺枪。见到这些器材,我真是喜出望外。于是和器材保管员套近乎。保管员叫张凤池,是一位非常纯朴热情的农村青年,比我大五六岁,器材室被他管得井井有条。 不久新的学期开始了,开课后,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和班上的同学、系里的同学都熟悉了,大家对我这位初来乍到的新同学很热情。全系不足百人,二年级以上,大部分同学是由国体三专(高中毕业读了三年大专的)、五专(读了三年中专和二年大专的)升入本科的。他们不仅技术水平高,而且各具特长。如球类,不是天津市代表队的主力,就是华北队的主力;田径方面,跳部的天津市记录创造者和保持者,大有人在;尤其在体操(男女)和跳水方面,国内的冠、亚军,也不乏其人。在某种意义上,可以说是全国冠亚军的摇篮。而且系里要求全面发展,多能一专,实行五十一小时计划性学习。所谓五十一小时计划性学习,就是每周上课、复习、晚自习等加在一起,不得少于五十一小时(学时),学习非常紧张,学习风气十分浓厚。学习时数,每天有记录,每周有检查。同学们从早到晚,忙忙碌碌,组织纪律严格。学生是如此,教师也不轻松,老师们在各自的项目场馆里,除授课外,都在进行课外辅导,每日不少于四小时。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,造就了为数众多的新中国体育战线上的中坚力量,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,发挥着业务骨干的作用。 从国体上来的同学,他们的拳击、短兵、摔跤都有基础,有的同学且很擅长。我转学不到一个月就结识了许多对短兵、拳击、摔跤擅长的高年级的同学,于是和他们打上了短兵,很快熟悉了短兵的竞技与较斗。就在此时听说系里有位教师叫张文广,他是从国体并校过来的,张先生主教“自卫运动”,拳击、短兵、摔跤和少量武术套路,均在“自卫”课里开设,但每个年级只开一个学年,每周只排一节课。有些项目,只是介绍性的,非必修课,开学初,张先生不在学校,好像是去参加土改,进行思想锻炼去了。待学期中,张先生才返校了。他一到系里就听说从西北转来了一个学生,喜欢自卫运动,拳击、短兵已在系里拔尖,而且和张先生同为回族,吃清真灶。张先生听后,就到班上来找我,并约我在他家吃饭,要给我吃顿牛肉。 晚饭时,我按时到了张先生家,张先生的夫人梅先生做的牛肉,席间张先生问我会什么拳,我说会通备劈挂、八极、翻子、戳脚、太祖斩手、九字螳螂手等等。又说还摔过跤、打过剑、打过拳击等。张先生听后,神态惊讶,一时无语。接着他问我,你是西北人?我告诉张先生,祖藉河北沧州人,生长在西北。紧接着张先生问我:马凤图、马英图是你什么人。我答张先生:马凤图是我的家父;马英图是我的二叔(我们老家称叔为“伯”,他是我的二伯)。张先生听后十分兴奋,喊夫人梅先生过来,他给梅先生讲:“这是英图老师的侄子,凤图先生的儿子,你瞧长得多像啊!”张先生接着说:“我是英图先生的小学生,咱们是师兄弟啊!”此后,在系里张先生对我很关照,也很不客气。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,这层关系我在系里、班上没有向任何人讲过,他们只知道我是“自卫课”的课代表。因为在解放初期,不允许拉私人关系,所以,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,我和张先生之间心照不宣,彼此间敬而远之,免得任人非议。那时,正值三反五反,知识分子思想改造,破除一切旧的习俗。大家都要求进步,谁也不想节外生枝,自找麻烦。 当我升入三年级的第一学期,已对学校和系里的环境很熟悉了,曾经有过短兵基础和短兵熏陶的同学,都和我成了交手的伙伴,记得高年级的张春沛、王建奇和同班的张万宝同学,一有空闲时间,就在一起打。此时,我琢磨出一套自我训练的方法,经过不足一学年的训练,技术进步很快,系里已无出我右者。 1951年初冬,天津市举行以宣传抗美援朝为背景的“民族形式体育表演比赛大会”,大会设项目很多,有武术套路表演,有石担、石锁、大刀、蹬砘子、皮条、杠子,爬竿等表演;竞赛项目有拳击、摔跤、短兵等。短兵按体重分级,系里报我和王建奇、张万宝等参加短兵。我依体重分在中量级,王建奇等分在轻量级,经过比赛我以不败的纪录取得中量级冠军;王建奇获轻量级冠军。建奇打得很漂亮,尤其他的打腿,发挥得十分精彩。在他的级别里,有一位旅居日本,获得日本剑道高段位的王伯川先生,在和建奇交手时,两次被建奇用出其不意的打腿清脆地打倒。从此建奇名震天津,人们以“剑客”相称。王建奇的打腿,可称一绝。他手腕动作特别灵活,假动作又好,由上转下,几乎无讯号,即是抬腿闪避,也被他常常追而击之。王伯川被打倒,就是抬腿所致,如不抬腿,只遭被击而不致被击倒在地。自此,在天津观众中,对中、轻两个量级的冠军各有评说。半年后规则改变,不以体重分级,于是我俩成为劲敌,彼此进行研究。王建奇的打腿对我的威胁自然加大,而且难以闪避,这是因为他不只是打腿一招独到,同时他在剪腕、劈面等剑法上也很纯熟。正因为他从上盘吸引住了对手的注意力,加之他腕部动作极其灵活,转动敏捷而幅度极小,所以陡然下转显得非常地出奇不意。这是因为王建奇是一位很优秀的棒球投手的缘故。我和他同在天津市棒球代表队,我担任一垒手,他任投手,我们都经过棒球泰斗梁复初的训练。从王建奇的手腕上,我进一步明白了触类旁通的道理。 经过1951年的比赛,天津市掀起一定程度的短兵势,同时也积极为来年的比赛做准备,在此情况下我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,加紧训练,备战翌年春季更大规模的比赛,尤其是经过一个寒假的训练,对我十分有利。同学们都回家过年去了,系里就我和个别的同学仍呆在学校。因为我家居兰州,路途遥远,又无力购票,只好在校度过寒假和春节。一个假期,我每日最少训练两次,腊月三十除夕夜和大年初一我照常训练。独自一人,由于无对手对抗练习招法和移动,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,我琢磨出一套十分有效,且不枯燥的自我训练方法。这套训练方法,就是攻击活目标的训练法,亦可称之为“击移动目标法”。其方法就是选用一个排球或足球,用略重于短兵,但长度与短兵完全相等的短棍,运用劈、砍、崩、撩、点、剪、挑、刺等各种进攻招式,击拍排球或足球,进而为了提高准确度和命中率,换击体积更小的网球。追逐反弹奔跳的小球,以正确的技术,准确的反应,在合理而正确的距离范围内,随球而动,闪展腾挪,进退相随地对球操练,其妙无穷。在本操作中,我将它定名为“马贤达训练法”。鉴于短兵格斗的历程尚属年轻,故前人尚无此训练方法。 有了在无奈中憋出来的这套方法,便随身携带着一只足球和一只网球,在节假日独自进行训练时,只寻求一块平整较硬的场地,各种进攻性招法皆可对球而练。在此应注意的是,运用足球或排球练习时,必须在正确掌握技术标准的前提下,对球劈、点、剪、崩、砍、撩、挑、刺。同时,又在运用各种进攻性招法的过程中,不时地调整和检验每一招式的正确与否,这是前提。依此,贯以严格自我检验,自我调整,自我强化的过程。首先,在此练习过程中,应严格遵循用十分正确的技术,击中目标。求其中“的”,应是第一追求的目标。因为一剑出手,而不能“击中”目标,则其他种种就无从谈起。当然,无可讳言的是,在击球训练时,应视球为对手,以球做靶,此靶应看作是对手的头、身、手、膝。在实战中,取得对手的某一部位,既有对手的兵杖做障,又有自己遭反击和被击中的危险。因此,将反应能力、捕捉目标和瞬间变换的距离等诸多因素,处理得当,运用准确,方可获取一剑之得。因此在击球训练中,时刻要贯之以实战要求,切不可为击中而击中,而忽视技法、要求、距离及反应时间等技术要素。任何一个夺取得分的进攻性招法,都包含着反应能力、距离感和正确技术的完整统一。所以,击球训练中,首先是在把握以上诸因素的原则下,求其“击中”,尔后再逐步增加力度和难度。 领悟到这一技法理念,再通过运用击球训练法,提高了我对各种技法的运用能力,特别是由足、排球过渡到小网球的训练中,无论是反应能力,还是距离感和命中率都大为提高。记得,在以刺击中蹦跳中的网球时,几乎达到十发十中的地步。经过一个假期的自我训练,开学后和同学们的实战中,我的技术遥遥领先,在点、崩、剪的运用中,几乎是百发百中,对于刺击对手膝盖、小腿、足面等部位,命中率也在百分之九十以上。有时在对手抬手前劈时,刺中对手握兵的手部,也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。 运用击球训练法(或把它称为“专门性辅助训练法”),使我突破了诸多的技术难点,在技术上出现了一个飞跃。尤其是在反应能力的敏捷、捕捉目标的命中率,移动和距离感等诸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持兵空操、空盘甚至在实战中都难以迅速达到的。这一操练方式的成功体验,为我在短兵竞技的征途上,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信心,从此为攀登短兵运动的竞技高峰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1952年春,也就是我读大学二年级的第二学期。记得开学伊始,系里通知并张贴布告,天津市在5月4日(青年节)将举办“天津市民族形式体育表演、比赛大会”,设置了数十个项目。其中,引人注目的竞赛项目有散手、短兵、长兵、摔跤和武术表演(评奖)等,系里和班上动员我参加。大会规定,每个运动员可报三项。于是,经过反复地考虑我报了短兵、散手和武术表演等三个项目。原考虑报长兵,但顾虑重重,怕受重伤而影响学业。我熟知天津自民国初年至解放前夕,武风炽盛,人才辈出,近代许多枪家多出自天津,或在天津成名,就武林而论,实属藏龙卧虎之地,我初来乍到,加之枪法根基与前辈相比惟恐不及,最终放弃了长兵而改报武术表演。 报名以后,除正课以外,课余时间都全身心地投入训练。对于短兵在已有心得的基础上,加强实战,深入战术应用和战术组合的训练。但是,在有限的时间里,既练短兵又要分出时间和精力盘练散手招法,熟悉套路演练,深感时间、精力不敷使用。自从开学报名后,大凡周末的电影、星期天的休假,一概放弃,投入自我训练之中。 赛期临近,了解到报名人数惊人,仅武术表演一项就报了三百多人,散手仅中量级就报了三十二人(散手按体重分三级。54公斤以下为轻量级;54—80公斤为中量级;80公斤以上为重量级),短兵(不分级别)报三十余人。根据报名情况,短兵人数较少,保证短兵名列前茅是系里和班上给我制定的参赛目标。至于武术表演和散手的名次,力争进取,能拿则拿,顺其自然。 基于报名人数多,大会只有三天的竞赛时间,于是各项竞赛均采用单淘汰制。在短兵竞技中,与我交手的选手有国棉系统的八极好手王国安,通备拳高手,张喆先生(北京背大师张策之弟)的大弟子邓鸿藻,鸭形拳大师李恩贵等。他们均比我年长,大都在三十岁上下,都有劈剑的要基,个别人在日伪时期还打过剑道。加之国体设在天津北宁体育场,受国体的影响,他们对短兵是很熟悉的。且具有民国时期的打法,并掺杂有各自拳派中的传统技术。面对这些比自己年长,又有各自打法的对手,我都不敢轻敌。尤为令人顾忌的是他们出手很重,下剑猛狠,恨不得一击使对手倒地,或击对手于无还手之力的境地。比赛使用的短兵又硬又重,是利生体育用品石的新制产品。我们在学校用的都是打过多年的旧短兵,比较轻软,被击之后,没有那么疼痛。可是大会设置的新短兵,尤其在他们手上,下手之狠,令人生畏。记得我和王国安、邓鸿藻的那两场比赛,他们虽败,但我也伤痕累累。这是因为他们侧重于大劈大砍,以重、狠的战术制胜对手。从他们技法中似以刀法为主。起初我很不适应。记得当时我系的其他同学,很快被他们打下阵来。 经过观察,我调整了战术。面对体格强壮,体重都大于我十多公斤,攻势凶猛,下剑狠重,又以大劈大砍为主要特点的对手,当采取不与之硬拼的原则。并以左闪右摆,进进退退,倏忽抽撤,不给对手发剑的距离,或以砸、压、缠、击等法,不使对手出招。或以引出对手发招,尔后迫使其落空,捕捉其无可收兵之际,给予回击。通过战术上的这一调整,连连奏效。使我一路斩将过关,夺取了冠军宝座。同时,在散手竞技中,戳脚高手李学文(散手亚军、长兵冠军)和通背名师邓鸿藻(散手第三,短兵第三)均以较悬殊的比分败于我,我以较大优势夺取了冠军。天津市的武术爱好者和观众同志们,给了我一个“快手马”的绰号。当然,这是对我的鼓励。其实总结此次竞技,称我“快手马”,不如称之为“快步马”更符合我的实际。 短兵格斗,招法固然重要,无论进攻、防守,必具备有十分严谨和规范的技法,而且运用要娴熟和准确,这是大家所能见到的,又是摆在面子上的事情。但是,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是步法。记得在青少年时代,我的先父马凤图先生,曾在我与诸师兄抢门盘招之际,他老人家突然提出来:“人人会说手、眼、身法、步,在这四个法则中,哪一样是决胜的关键?”众师兄们有回答是“眼”的,也有回答是“身法”的。老先生闻后,面带微笑地说:“记住了:‘步’是根基,‘步’托着招法走,‘步’可以击彼,‘步’可以防守。”他老人家接着说:“在抢门揸招,行场往还中,如步固欠捷,步滞不便,当中不中,当撤失意,必遭所算。”自得此传授后,使我在散手竞技、短兵格斗的生涯中,受益匪浅。 在经过1952年的短兵、散手竞技后,回顾已往的赛事,尤其在年长于我,身强力壮,大劈大砍,出手狠重的对手面前,灵活多变的步法,是化解对手猛击狠抽的关键所在,也是制胜对手的有效保证。为迎接来年的大区比赛和全国比赛,我对步法的训练更为重视了,而且十分渴求得到先父指教。期末考试结束,经过系领导的批准,我提前一个星期起程,那时正值西兰铁路刚刚通车,由老师和同学们给我凑了点路费,买了个硬座,回到兰州,见到了我心目中的偶像——我的生父,又是我的父师马凤图老先生。父子俩人见面,无任何其他话题,直论散手、短兵的竞技和通备艺业。整整三个星期的假期生活,就是在老人的授教下度过的。在此期间,我将短兵竞技介绍给了先兄马颖达,并带他打了一段时间。此后,他取得了甘肃省冠军和西北区冠军的优异成绩。1953年秋他代表西北区,我代表华北区在天津对擂。1953年,由中央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,其中纪录了我和先兄马颖达比赛的实况,1954年春,在《大众电影》杂志里苏竞存的文章中还提及“马贤达、马颖达的短兵比赛”。有趣的是,由于我身高略高于先兄马颖达,又比先兄面老,故在影片的解说词中称“哥哥”打败了“弟弟”,其实是弟弟打败了哥哥。 1953年3月1日,新学期开始,距离华北区(包括北京、天津、山西、河北、绥远(今内蒙古)五省),比赛只有二个月时间,非常紧张。不久我们天津市代表团在青年宫集训,集训之后,训练时间、伙食营养等诸多方面都有了保证。集训期间,各队都无教练,短兵自不例外,都是自训自练。代表团设领队,由华北体总张英积秘书长担任,另有一名生活管理,由时任中学教师的郝家骏担任。短兵项目,我任第一选手,王建奇学长任第二选手。领队张英积是位老革命,但他是一位武术行家,他非常关心短兵,在我们训练时他经常指导我们,待人非常亲切,颇有长者风范。 代表团抵达归绥(今呼市),一是训练备赛,二是了解三省二市的代表团的实力情况。经了解,短兵的冠军争夺,将在王建奇和我之间展开,其他有未报的,也有技术状况很弱,不足为虑的。记得大会的倒数第二天进行短兵决赛,果然不出所料,是王建奇和我之间争夺。此次比赛,规则规定,打五个回合(局),胜三局者,为胜方。每局三分钟五剑,即先到五剑者,此回合结束。如时间已满三分钟,剑数(即得分)多者为胜方。 大会广播站,归(呼)市报纸、广播电台,对这场比赛大力宣传。那天下午阴天,归市的早春还有点冷,温度接近零度。有趣的是我们代表团的成员,也和观众一样,对这场比赛特别关注,不知他们出于何种心理。后来听说,王建奇号称“王剑客”,在1951年比赛中将日本高段位剑道打了两个筋斗。他有九年剑龄。我虽为第一选手,剑龄不足二年,但以勇猛著称,他们认为王建奇难以对付。故在代表团上下的眼里,冠军属谁,尚难预断。所以那天下午没有项目的运动员和团领导都去观看。在这种情形下,我的内心稍稍有点紧张。 到了赛场,人山人海,在归绥市体育场的看台上座无虚席。大部分观众都是抱着好奇的心理,要看看斗剑是怎么回事?也许是人们把这一格斗形式,和历史上以及小说中描述的剑客、剑仙、剑侠联系在一起的缘故,加之大多数蒙古族兄弟对摔跤、劈剑、步斗、骑斗等更是情有独钟。 比赛开始,我俩都斗志昂扬,连续互中达五十余剑之多,真是难分难解。就在此时,王建奇的一击凶狠的打腿,正击中我踝关节,此击虽属互中,他并未得分,但我遭此一击,疼痛难忍,顿时鼓起似半个鸡蛋大的青包,立时移动受阻。当时,我请求暂停,让我的助手从运动员休息的帐篷中,拿来一个护膝,我套在受伤的踝关节处,以防再次被击中伤痛处。随即,比赛重新开始,由于移动受阻,王建奇连得三分,他赢得了第一个回合。第二个回合开始,王建奇看出我移动受损,又顾忌再被击中踝关节的状态,便穷追猛打,又以5:4夺取了第二回合的胜利。 经过局间一分钟的休息后,我的身体发热,怡然汗出,倍感来劲。第三局开始,可能由于已丢失两局的心态,顾不得伤势疼痛,连连进攻奏效,以5:0的成绩力取了王建奇。第四、第五两局,王建奇显得十分被动,接连输掉两局。最后我以3:2的成绩,夺取了华北冠军。可能由于我的心理素质优于王建奇学长的缘故,冠军被我所得。其实,当时的技术状况我们各有所长。 这一比赛结果,在我所在的天津代表团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摔跤高手,天津“四大张”之一的张魁元(大老九)激动地说:“好样的,你小子真行!”从此,在天津代表团里掀起了短兵热。记得举重重量级冠军汪士杰,成天拿个短兵逢人就打,摔跤次重量级冠军杨子明等,都打不过汪士杰。后来,他们求助于我,在汪士杰的眼里,我似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因为汪的体重有一百多公斤,身高接近1.80米,短兵握在他手上,真似轻若鸿毛,他挥兵如飞,又呼呼生风,令人生畏。待我俩人交锋后,我以重击截腕、环劈、直刺等招法,打得汪无法还手,连连挨打,要求歇手。待休息片刻后,再要求汪打斗时,他拒不接手。此时,在旁的大老九发话了,他说:“这可不是力气活儿,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” 大会最后一天,宣布华北代表团成立。我当选短兵第一选手,五建奇为第二选手。我俩都进入了代表团。 返校后,进入紧张地补课阶段,随即迎接期末考试。在此超常的学习之余,我还是加班加点地进行短兵训练。进入暑假又全身心地投入训练之中。开学后我升入四年级,王建奇留校做助教。1953年9月代表团集训,华北代表团提前进入泰来饭店。基于“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比赛大会”会址定在天津民园体育场举行,各代表团进住天津,我华北代表团就地集中于天津集训。因我报到较早,代表团指定由我担任竞技队长。竞技队的项目有拳击、短兵、摔跤、举重、石担、石锁、举大刀等。队员中高手云集,如拳击有北京张立德、王守信等;摔跤有张奎元、杨子明等人;举重有林仲英、汪士杰等人,可谓人才济济。他们大多比我年长,声望高,所以我这个队长只是为大家做做服务工作。当时未配备教练,都是自觉地、主动地进行训练,并按时作息,组织性、纪律性非常好。 大会开幕式非常隆重,各代表团入场式更热闹,真是万紫千红,百花争艳的一派大好景象。开幕当天下午就有短兵比赛。比赛采用单循环制,只记个人成绩,不设团体成绩。参赛的代表团有华北区两人,东北区一人,华中区一人,西北区一人。经抽签确定对手,总之每个人都要见面。很不巧我抽签结果第一场就遭遇王建奇。大会规定每场三局,每局三剑,仍以回合为单位,采用三打二胜制。大会为了安全起见,加带了一个面罩,并设制了不同颜色且具有民族款式的竞赛服。竞赛场地在约十公尺见方、四周有围绳的高台上,和中国式摔跤共用一个场地。 担任裁判长的是著名武术史家唐豪先生,唐先生留学日本时精于剑道。当天下午四时许,我和王建奇的比赛将要开始,天津观众对我俩人都较熟悉,尤对王建奇以“剑客”相尊。所以在观众的心目中,要看看二人,空间谁高。基于华北区呼市比赛教训,我提前四十分钟做准备活动,加之近三个多月的击球训练,我已具备了在取前手、膝盖、脚面等诸前沿部位时百发百中的命中能力。比赛开始后,我不给建奇打腿的距离和时机,使其不能发挥其特长。第一个回合,我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,连得三分而结束。休息一分钟后,第二回合开始,我屡屡打腿佯攻,迫使对手防范而无反击的机会,随之我又轻取对手前沿,又以3:0获胜,建奇未击中我一剑,全场两个回合,我以6:0的悬殊比分,获取胜利。 与王建奇对垒,可谓冠亚军之战。在赛前裁判员实习时,各对手之间,已略知底细。在四大行政区的五名选手中,仍以王建奇为最强对手。过了建奇这一关就轻松了。第二场我对华中区的魏大鸿同志,据悉,魏在国体时就打剑,手腕功夫超群,他常以铁棒操习腕部劲力。比赛开始后,在刺探中发现魏的步法不够敏捷,他以“以逸待劳”之势,立于中央以吃剑还剑,防守还击为主要战术,发挥其手腕功力。鉴于此,我采用闪展腾挪、忽进忽退,倏忽纵横之势,诱动对手出剑,我随即以点崩刺劈之式,亦以两个回合6:0的大优势获胜。 连胜两场后,将要迎战的是东北区代表孙德兴,孙已败于王建奇和魏大鸿,故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轻敌思想。其实孙勇猛骠悍,善于因人而变,打得快速活便。我俩在第一个回合,连连互中,难分难解。鉴于对手打得主动,喜以冲刺为进攻手段,我变换招法,以双手剑法拦击对手前腿,给对手以重击,将对手几乎打卧倒地,此击虽判互中,但将对手的冲劲打下去了。随之,我再以此击恍之,于是连连得分。夺取了第三场的胜利。 第四场对西北区选手、我的先兄马颖达,我们虽为亲兄弟,但各代表一方,都不敢有丝毫私情,全力以赴地投入竞赛之中。这场比赛虽不是决定冠亚军的决赛,但引起媒体的关注,因为它是大会进程中的一个特色。摄制大会实况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,将摄影机架在了现场,实录了这场比赛的全况。1954年在全国放映的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《民间体育表演》(一小时)中,记载了我和先兄马颖达比赛的实况。这场比赛,由于马颖达比赛经验欠缺而败北。假如西北队早出来一个月,我带他和不同的对手多打一打,也可能冠亚军之争会在我们兄弟间展开。记得王建奇和马颖达的一场,第一个回合马颖达获胜,第二、三个回合输于王。能赢王建奇一个回合,是很不容易的。魏大鸿、孙德兴都是2:0败在王建奇手下的。 1953年大赛结束后,返校准备毕业实习。实习期间,所到之处,在课外活动时我都要建立一个短兵队和拳击队。由于短兵国内停赛,大家无用武之地。尽管短兵无赛事,但它与我却结下了不解之缘。1954年夏,大学毕业,为支援大西北,我被分配到陕西师范大学的前身西安师范学院。那时我只是任普体助教,但在校方支持下,在经费十分有限的情况下,我购置了短兵等器械。并建立了短兵队,参加者十分踊跃。后调西安体院执教武术,短兵也十分活跃,跟我学练短兵者,比比皆是。后在十年“浩劫”期间,各种文化和民间武术遭受禁锢的苦难岁月中,短兵自不例外地遭到极左人士的批判和践踏。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短兵在民间的习练活动,又渐抬头,我的学生和孩子就在这个时期又操起了短兵。他们饶有兴致地习练短兵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他们不为别的,只为喜爱和追求其精妙的技法。 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告诉人们,其所在在民间自发地有那么多的人操习短兵,尤其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,它先在竞技舞台上销声,嗣后又不被政府体育部门所重视的情况下依然被人民群众所喜爱,就是因为短兵自身的魅力,使它有较强的生命力。“墙内开花墙外红”,短兵这朵花,在国内开得不怎么茂盛,但在国外却颇受一些追随者的青睐。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,本文的美国、法国和东方的日本,都曾来人到西安找我求教过短兵。尤其是日本的安原茂等人,来西安学过短兵后,回国成立了以马贤达为指导的“短兵研究会”,传播短兵,发展会员,并以研究会为中心,已多次举办了全国性短兵比赛大会。同时结合日本的实际,制作了短兵器材。这些活动都促进了中外武术文化的交流。 我自幼习武,及成年,大凡与武术有关和相近的竞技项目,除短兵外,其它如散手、摔跤(中国式)、长兵(扎枪)、劈刺(刺杀)、拳击、国际击剑、太极推手等等,逐一做过尝试和实践。有些项目还参加过全国性大赛,如短兵、拳击、击剑等。而且程度不等的下过大功夫,也曾痴迷过。加之大学毕业后,一生从事了武术教学与训练工作,可以说是职业武术工作者,绝非票友和业余爱好者。假如从大学入学算起,整整半个世纪的武术生涯,而从幼年习武算起,已有六十余年了。当然,“有志不在年高”,事业是否有成,也不在年高与否。但是作为一名老兵,他的历程作为历史的见证,总是有意义的。 就短兵而论,它有极其丰富而优秀的技法内涵,又是以中国剑刀法为本。当今的短兵,虽是皮制,但它酷似一把削铁如泥的锋利宝剑、利刀。“剑”自上古以来,即以君子相比。尊剑,不仅尚武,更崇尚礼仪。剑本身就包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,它也象征着君子之学,君子风度。短兵,虽从器制上不同于冷兵器时代的钢制定剑,但从精神内涵上与宝剑无异。它们的练与击,都以陶冶高尚的情操为追求。从根本上讲,它不仅追求精湛剑法技艺,同时在熏陶和造就中华民族“剑士”的人格品位上也能直到修炼的作用,也只有内外兼修,方能体现中国剑法的魅力。如果失去内在的和精神上的内涵,必然使短兵在它存在的社会价值上,沦为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。它的复出,乃至走上竞技舞台,亦会因自身的浅薄而不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可。现在短兵本身,仍处在发展和逐步完善的阶段,有诸多方面尚需认真研究和探讨。笔者在此呼吁:不能不做它的基础建设就匆忙上阵,那样必定会落得适得其反的效果! 我是一名职业武术工作者,在我的短兵历程和短兵生涯中,成就和业绩是微不足道和不足挂齿的。但是,半个世纪以来,在短兵的近现代发展史上,我还算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。本来在短兵这一领域里,参与这一行当的人就为数不多,现存的和新中国同步的短兵人,更是寥寥无几。为使后来人能够继续承和发展这一民族瑰宝,拙著将我一生经历的心得和体会总结出来,奉献给当今的武术工作者。愿短兵事业,为中华民族,为人类做出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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